北京市政协组织编写的《史籍志书》称，《琉璃厂小志》首次对琉璃厂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并结合实地调查、走访，是迄今关于琉璃厂的最为全面的著作。

文/刘仝保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琉璃厂小志》

    素有“中国文房四宝第一街”的北京琉璃厂滋养着京城文脉300余年，若从名气、地位、底蕴上来论，琉璃厂堪称北京文化街市的数个第一。今年时逢琉璃厂文化街恢复四十周年，这条闻名中外的文化商业聚集区得以复兴与一本书有关，这本作为记录琉璃厂的“家底”书《琉璃厂小志》，更是能够窥见北京数百年来古旧书业之全貌。笔者藏有多个版本《琉璃厂小志》，翻来覆去地读着，越发能感觉到这本“小志”是一部“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大书”，让我一下子对作者肃然起敬起来，总认为该书得以问世，头功在孙殿起，次功在雷梦水。

一

    同为古籍版本目录学家的孙殿起与雷梦水，都是贩书出身，且属舅甥关系的“爷俩”。笔者第一次知道他们的名字是在读初中时从家乡河北冀州的文史资料上，而初识琉璃厂古旧书人群体是从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郭纪森开始，之后陆续访问了琉璃厂上的其他老先生们，如张宗序、吴希贤、种金明、刘金涛等，他们都跟笔者提到了孙殿起先生。虽然笔者不能跨越时空识荆于孙殿起先生，但在读志中颇有“他乡遇老乡”之感，算是因书识人，他不仅是一位精通古旧书版本及流通的买卖人，还是琉璃厂乃至整个古旧书业著书立说的第一位书商。

    孙殿起，字耀卿，号贸翁。1894年11月生于河北冀县，其先世居孙家杜村，后途居北安阳城村后庄。孙殿起11岁进私塾，13岁时私塾改初等小学堂，不久小学暂停一年。14岁时，由于家乡闹灾，粮食歉收，生活困难，辍学至京习商。

    1908年，孙殿起在琉璃厂西门内路南宏京堂书坊学业，几年后凭借着自身的天赋和勤奋，在古书界逐渐崭露头角，名声鹊起。1919年，出任通学斋古书铺掌柜，在主持通学斋近40年中的全盛时期，每年平均收售古旧书籍万余部册，店员从最初的七人增加到十四人，在当时堪比今天京城出版发行界的“王府井书店”。

    1956年1月，公私合营后通学斋并入中国书店，孙殿起被中国书店聘为《古旧书刊介绍》编辑委员。1958年7月9日，在京病逝，享年65岁。

据中宣部1988年版的《发行家列传》载：孙殿起一生著有《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丛书目录拾遗》《琉璃厂小志》等著述，先后已印行多次，为我国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参考资料。传略中特以“著书立说留后人”为段专门介绍他的著作情况。

    只读过三年私塾，基础知识贫乏、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苦孩子怎么会竟有如许传世之作，且赢得众文人学者钦佩？！就此问题，笔者曾不止一次地向郭纪森感慨。最近根据公开刊发的有关孙殿起的记述文章，并参考其外甥兼徒弟雷梦水以及其他后学们撰写的回忆录，加之对各种版本相关史志资料、名人日记的查阅和实地走访调研，总结有三。

一是有心。

    由于书店掌柜多保守，学徒学艺全靠自己，不仅要死记硬背、多看多问，甚至还要偷学、偷听。每当顾客与业主或师兄谈生意时，孙殿起会留心听、用心记，注意什么是原本、翻本，什么是单行本、丛书本、初印本、后印本。待顾客离开，他马上将书找出，仔细对照。时日一长，他能够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迹、字体、版式、行款等特点，判断成书时代，辨明刊刻区域，确定是原刻还是翻刻，是真品还是赝品。他对官私刻本的异同、成书年代的远近、纸质墨迹的优劣以至书籍内容、作者生平、思想倾向、传世多寡、价格贵贱等也有所掌握，卖起书来得心应手。

    孙殿起每日与古旧书为伴，经手之书无数，不仅勤加笔录，更默记于心。

    二是见多识广。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古旧书经营生涯中，孙殿起除了在北京想方设法挖掘和调剂古旧书资源，还南下江浙沪等十余省，大量收购古籍文献，并将所见所得记录在册。

根据公开的资料，孙殿起一生接触的古籍多达两三万种计数百万卷，有相当一部分为孤本、善本、珍本。长期与古籍打交道，使他见多识广，加之苦学深究，他对各家学问之渊源、各门学者之流别皆能了然于胸，磨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

    三是结交文人学者，学识日增。

新中国成立前，图书馆事业尚不发达，文人著书立说的参考资料多源于书肆，琉璃厂自然成为大平台。孙殿起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其中既有书贾，更多的是造诣深厚的文人学者。孙殿起诚实谦逊，买卖公道，不少文人学者都对他另眼相看，将其视为朋友。郑振铎、朱自清、鲁迅、王冶秋、史树青等人，或多或少与他有过往来。有时文人学者对一些问题不甚了了，孙殿起竟能从野史、笔记等冷门书中寻出蛛丝马迹，提供给他们，因此，大家更愿意与他交往了，也愿意对他《贩书偶记》的写作提供指导。

著名学者、文物鉴赏家史树青就曾在晚年对笔者说：“孙先生送给我八本《贩书偶记》。”

    2023年6月，笔者赴苏州市访问98岁的文学山房旧书店第三代传人江澄波时，他亲口说：“在北方的老一辈书商中，我最敬佩的是琉璃厂通学斋的孙殿起先生，他在苏州访书时曾来过文学山房，我那时也就十来岁，发现他衣袋里装着不少白纸片，遇到少见的书就把这书的版本信息记录下来，这一举动引起我的注意，但在当时非常不解，直到后来看到《贩书偶记》出版，我才恍然大悟。”

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孙殿起

二

     我梳理了一下孙殿起的重要著作：

    《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是孙殿起编辑的第一部著作。

    2023年2月，笔者在河北阜城藏书家何涛的藏书中目睹了这部成书于1934年的《丛书目录拾遗》。书名由素有“前清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陈垣题签，每册的总目下方均标有“冀县孙殿起耀卿录”。

    1936年，孙殿起又将数十年贩书之余考订、记录的二十卷《贩书偶记》（原名《见书偷闲录》），印刷发行六百部。该书凡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概不收录，收录者必卷数不同；非单刻本不收录，间或有在丛书者，必为初刻的单行本或抽印本。书中涉及的罕见版本达一万七千多种。《贩书偶记》称得上是一部清代图书的总目，亦成为补充《四库全书》的版本目录学专著，为中国古籍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孙殿起还辑录有《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等书。其中《琉璃厂小志》的影响很大，名曰“小志”，其实是谦辞，这本书既是琉璃厂的第一部“家底”书，从中也能窥见北京数百年来古旧书业之全貌。直到今天都是业界研究琉璃厂和古旧书业的必备书，可称集大成之作。

    《琉璃厂小志》全书约三十六万字，分为“概述”“时代风尚”“书肆变迁记”“贩书传薪记”“文昌庙及火神庙”“学人遗事”六个章节，某些章节后附有相关行业的所见所闻，有些则是转录古人和近人的诗文、笔记、题跋、著录，均标明出处。其中第三章“书肆变迁记”附有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的《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的《琉璃厂书肆四记》、陈浏的《古玩业：宝珍英古两斋》等，共同构成晚清至民国年间琉璃厂古旧书业的“全景图”。第四章“贩书传薪记”更是记录了清咸丰年间至民国年间琉璃厂一带从事古旧书业、古玩字画业的店名、老板和弟子（伙计）的姓名（字与号）、籍贯等。这都是孙殿起四处造访、细致整理的成果。

民国三十七年（1948），北平国史馆馆长金毓黻为孙殿起作诗：“断简零缣满架尘，陈思应为访书贫。筑台市骏都无济，君是燕中第一人。”“辛苦何曾为贩书，梳篇理叶亦寒儒。似闻天禄添新袠，购到伦家一百橱。”意指孙殿起是琉璃厂著书第一人。

    新中国文博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王冶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撰写的《北京琉璃厂史话杂缀》一文中称：“《琉璃厂小志》开拓中国古旧书业研究的里程碑，孙老先生是‘琉璃厂圣人’。”

    我发现，孙殿起所著的《琉璃厂小志》与前人所述琉璃厂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均是文人雅士眷顾琉璃厂书肆的情结，而孙殿起则是从卖书人的角度写，有意识地记载书肆的基本状况和店铺的演变，构成了琉璃厂的“书肆志”。业界认为孙殿起不仅开创了北京图书发行史志的先河，更是开启了书商著说的风气，一改之前单纯由文人雅记琉璃厂的历史。此后，古旧书人著书立说在琉璃厂乃至整个坊肆间成为一时风气，各店陆续争出书目，以广招徕。如，北京琉璃厂文禄堂主人王晋卿《文禄堂访书记》、雷梦水的《书林琐记》，天津古籍书店雷梦辰的《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张振锋的《古籍刻工名录》，杭州古旧书店严宝善的《贩书经眼录》，苏州古籍书店江静澜、江澄波父子的《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初编》，江澄波的《古刻名抄经眼录》等问世。

     孙殿起的著作习惯一直持续到了他生命的终点。

    书评家徐雁认为，孙殿起的去世是个标志，标志着一个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旧书经营传统从此成为了绝响，更标志着一个曾以古旧书称雄于华夏知识传播领域的旧文化时代的结束。

古籍专家雷梦水

三

    作为孙殿起在琉璃厂的最后一位弟子，其外甥雷梦水不仅秉承了师父的技艺、学风和敬业精神，并能继承先师遗志于书版之学，著书多部。郭纪森跟笔者说，孙殿起生前在通学斋曾先后收下13个门徒，雷梦水身居末位，却成了孙殿起的衣钵传人，就陆续将师父的大量手稿进行了系统整理编撰后均得以出版，从而让“贩书者”孙殿起通过著作将其学术价值于整个古旧书业得到了最好发挥，最终成为“著书者”。同时，雷梦水也凭着自己多年的日积月累独自出版了诸多著作。

    雷梦水，15岁读至高小后从河北冀县乡下的谢家庄村来到北京琉璃厂通学斋，一头栽进书堆里开始了“背书架”的生涯。

    郭纪森曾讲过这么一句话：“亲戚并不能改变他的学徒身份，也不可能得到特殊照顾。”

    雷梦水是个有心人，这一点和舅父相似，真是应了河北民间的那句“外甥随舅舅”。在通学斋，雷梦水经常看到舅父孙殿起写日记、记月录，天天坚持，常年不断，心中犹生了     一种敬佩。正是在先生的影响和带动下，雷梦水便迷上这一行，如醉如痴地立志苦钻古旧书收售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古书版本鉴别经验。随着业务水平的不断提升，雷梦水出店送书的机会就多起来，很快他成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识殿堂里的常客，自然也就与这些大学里的教授、学者彼此成了朋友。用历史学家、教育家邓之诚教授的话说，“雷梦水是我的书友，绝非是琉璃厂那些书店里的书贾。”

    那么，雷梦水又是如何从一位卖书的升级到兼写书的？雷梦水晚年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先师舅舅孙殿起先生只念了3年书，经过苦心钻研，很有成就，我念了6年书，应该不会比他更困难吧。”有了这样的念头后，雷梦水也时常得到一些大文人的鼓励与支持。

    雷梦水坚定写书信心是在与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深入交谈后，“有一次我在给朱先生送书时，先生忽然和我讲起写作的问题来。他说，‘雷梦水，你也可以锻炼锻炼写作呀！’我说，‘我是一个卖书的，文化程度又很低，哪能写出东西来？’朱先生正言厉色地对我说，‘唉！你看宋代的陈起，你的舅父孙耀卿，不都是卖书的吗？只要自己能树立雄心壮志，肯刻苦学习，还得要坚持，锻炼锻炼，不就行了吗？’他还告诉我：‘写文用字要用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言声调也要用日常语言所用的声调……写完后再请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予以改正，不就可以了吗？”

《琉璃厂小志》首版在196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除了朱自清还有王冶秋也屡次鼓励雷梦水编写文章，他的大部分书就是在王冶秋亲切关怀指导下编写出版的。雷梦水在《我和古书》文章中写到:“1960年邓拓同志倡议恢复琉璃厂文化街，适我整理先师遗著《琉璃厂小志》方才脱稿，由王冶秋同志介绍与邓拓同志，在征求了有关意见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郭纪森介绍说，1956年公私合营后自己和雷梦水都并入中国书店，其中雷梦水负责古籍审读工作。对于这项工作，雷梦水称，“正投我所好，得以博览群书，提高业务水平。”

孙殿起病逝，《琉璃厂小志》尚未脱稿，雷梦水决意继承先师未竟之遗志，不辞辛苦，整理孙殿起遗稿，最终使《琉璃厂小志》得以重见天日，首版在196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再版。

    1994年10月26日，雷梦水在京病逝，享年74岁。北京古籍出版社专家杨璐感慨说：“雷梦水的去世，标志着中国书店一个时代的结束。”

    雷梦水去世后，北京古籍出版社又于2001年、2018年再版《琉璃厂小志》，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于2010年和2011年再版。2021年1月，北京市政协组织编写的《史籍志书》称， 《琉璃厂小志》首次对琉璃厂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并结合实地调查、走访，是迄今关于琉璃厂的最为全面的著作。

    后记

    琉璃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从清代李文藻首次书写下《琉璃厂书肆记》后，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诞生了诸多记录琉璃厂的专著《琉璃厂书肆后记》《琉璃厂书肆三记》《琉璃厂书肆四记》《琉璃厂小志》。改革开放后，仍有不少这样的著作，如马建农的《琉璃厂》、叶祖孚的《北京琉璃厂》、胡金兆的《百年琉璃厂》、陈重远的《琉璃厂老掌柜》和《琉璃厂史话》等等，用“书”续写着琉璃厂的传奇。

（作者系新华社品牌办一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