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阳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文明冲突论”在西方部分学者和政要的狭隘思维中持续发酵，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滋长，文化霸权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发展遭受多重冲击，国际价值体系面临调整，气候变化危机日益严峻，人类文明发展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严峻挑战。如何破解“文明冲突论”给当今国际社会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全球文明倡议”（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于2025年7月10-11日在中国北京举行，来自约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政党政要、政府部长和各界人士代表，围绕“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 共促世界和平发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广泛共识。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文明观的一次集中回应，也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政治对立、文明误读频发背景下，世界对多元文明共处机制的热切呼唤。

一、中国方案提出的时代背景

当前全球文明格局正面临深刻重塑。在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地缘冲突加剧、技术革命带动文化传播加速的背景下，文明之间的相遇与碰撞变得更加频繁。文明对话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中国“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是对日益严重的逆全球化现象的积极回应。

首先，全球文明困境日益严峻。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政治碎片化、意识形态极化与文化认同冲突并行的多重挑战。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俄乌战争、中东危机、中美竞争等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各国、各文明之间的价值观对立与文化认知偏差；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催生出诸如“文明优越论”、“价值排他论”等危险思潮。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体系正在遭遇合法性危机，其对文明的单一叙事和“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逻辑，难以回应非西方世界日益强烈的文化自觉与主体诉求。

其次，国际文明机制亟待重塑。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虽有联合国文明联盟等机制的存在，但多以西方国家为主导，难以全面反映全球南方国家的文化关切。同时，文明对话机制碎片化、非制度化的问题突出，缺乏常态化、平等化、富有建设性的平台，导致文明冲突被不断扩大，而文明互鉴机制缺位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最后，中国文明自觉的崛起。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再仅仅是全球文明体系中的“参与者”或“受访者”，而逐步成为规则与理念的“塑造者”与“引导者”。特别是近年来“文化自信”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希望在全球文明治理中发出自身声音，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文明发展路径。

二、中国方案的内容与实践路径

在全球多元文明面临对抗与误读风险的当下，中国不仅提出了文明共处的新理念，也在不断探索将理念转化为现实路径的实践方式。其全球文明观既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也有系统的话语建构，更有制度化的落地尝试。这不仅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担当，也使中国方案在全球文明对话中具有理论引领与实践示范的双重价值。

第一，中国方案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以及核心理念：“和而不同”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最早见于《论语·子路》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人际与社会关系的核心理念，强调在保持和谐共处的同时尊重个体差异。这一思想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历经千年演变，至今仍是指导国际交往、组织管理的重要准则。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使亚非29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差异中达成合作共识，被国际社会视为“和而不同”的现代外交典范。在当代社会，“和而不同”在社会治理、科技伦理、文明对话等方面展现出新的生命力，中国提出的“和而不同”文明观就是对这一理念最好的诠释。

“美美与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社会学理念，强调不同文明在相互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共存共荣，最终达成“天下大同”的理想状态。该理念源于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观念，体现了东方美学的核心特质—在差异中寻求共生。“美美与共”文明观是该理念应用于国际文化交流、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典范，旨在通过相互欣赏、相互成就，展示文化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与“和而不同”文明观相互支撑，构成了中国文明观的双重底色。

第二，中国方案是对全球文明治理的理念建构。继“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以聚同化异的大智慧、兼容并包的大胸襟、多元互鉴的大交流破解所谓的“文明冲突”和“文明对立”，也为以文明对话应对时代之变提供了中国智慧，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2024年6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宣布每年6月10日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以“全球文明倡议”中的“四个共同倡导”核心要义为主线，明确所有文明成就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充分表明了该倡议顺应时代潮流，加强文明对话既是应对当下挑战的紧迫需要，更是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之策。

除此之外，在联合国、G20、上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中国持续推动将文明议题纳入全球治理讨论之中，倡导文明无优劣、对话胜对抗的理念主张，形成了清晰的文化话语体系。

最后，中国方案是中国文明观的制度化探索和国际实践。在机制构建方面，中国通过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民心相通”合作，持续搭建多样化的人文交流平台。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亚洲人民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并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的十多年间，中国实践的成功不仅在于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更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民心相通”。在参与共建中，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成员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平等交流、互学互鉴，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实现共赢共进。

在文化传播方面，中国近年来通过构建具有制度性和持续性的文化传播机制，将“和而不同”与“美美与共”的文明理念逐步转化为全球社会实践基础。其中，孔子学院作为汉语教学与中华文化推广的重要平台，至今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500多所机构，除了汉语教学外，还积极组织书法、国画、茶艺、太极等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促进本土与中华文化的平等交流与相互理解。此外，鲁班工坊作为近年来中国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创新平台，以“技能+文化”模式在海外传播中国产业技术标准与工匠精神，不仅输出高技能培训课程，还融入中华文化内容展示与价值观引导，强化了文明交流的人文根基。这类文化平台不仅是中国文明观的传播媒介，也体现了对文明对话“平等性”“实践性”的强调—即文化传播应是双向互动、尊重在地文化的交流，而非单向灌输。通过这些制度化平台，中国正在将文明互鉴的理念转化为日常性、常态化的跨文化互动实践，逐步构建起一个以尊重差异、协同发展为特征的全球文化传播网络。

三、中国方案对全球文明对话的意义

理念的提出与实践的展开，其最终价值在于是否能够为世界提供新的思考路径与行动方向。中国方案不仅是一个价值倡议，更是一种方法论与路径图。它不仅回应了当下文明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也为国际社会探索可持续的文明共处模式提供了理论资源与现实经验。

其一，为全球文明互鉴提供理论范式。中国文明观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以及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系统性回应。通过“和而不同”和“美美与共”的哲学思维，中国方案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应建立在平等、尊重和对话的基础上，而非优劣判断或价值征服。它拒绝将文明差异等同于对立，更不认为文化异质性必然导致冲突，而是强调差异本身可以成为互补与合作的基础。这一理念突破了以西方“启蒙理性-工业现代化-自由民主”为主轴的文明进步叙事，强调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独立性与互鉴性，倡导“多样性中的普遍性”而非“同一性中的普世性”。在西方某些文明理论强调“同质社会”“文化融合”的同时，中国方案则凸显“差异共生”“共存共荣”，并通过尊重各国历史传统与文化路径，鼓励文明之间的主动理解、平等交往与相互欣赏。

从哲学维度看，“和而不同”和“美美与共”强调的是一种关系性思维，注重文明之间的协同逻辑而非排他逻辑；从政治维度看，这一理念为当下陷于分裂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价值整合的潜力，主张通过文明对话为全球治理提供文化基础；从发展维度看，它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对文化身份、发展路径和话语权的诉求，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超越西方范式、自主表达的思想支点。因此，中国方案不仅是对既有国际文明观的补充，更构成了正在兴起的多元世界秩序中文明理念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文明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和价值框架。

其二，推动全球文明对话的制度化重塑。中国方案在机制层面的另一大启示，是推动全球文明对话从理念倡导走向制度建设，从临时性、应激性交流向常态化、结构化合作机制转型。全球文明倡议不仅提出了文明平等、对话优先的价值主张，更呼吁通过多边平台和国际合作机制，搭建起包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可持续性更高的对话网络。这一理念已通过多种渠道初步落地。例如，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民心相通”被列为五通之一，突出人文交流与文明合作的基础性地位；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自贸区论坛、“一带一路”文化年等多边交流平台不断丰富国际文明合作的制度内容。相较于西方主导下以安全或经济为主导的治理机制，中国所倡导的机制更加重视文化对接与认同建构的长期性价值，强调文明理解在消除误解、缓解对立中的桥梁作用。

同时，中国方案推动将文明交流“去工具化”“去意识形态化”，主张文化对话应超越大国地缘竞争，而转向更广泛的民间互动、青年交流、知识合作、非政府组织参与等多元路径。这不仅扩大了文明对话的参与面，也有助于降低官方外交的政治敏感度，为文明对话注入更多韧性与弹性。因此，在机制维度上，中国方案的启示在于通过构建制度性平台与灵活性渠道，打通文明交流的结构性瓶颈，为全球文化治理提供了更具操作性与可复制性的框架模板。

其三，为多元共治提供治理样本。中国在自身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复杂国情中，探索出一套“差异包容、结构协调、制度保障”的文化治理路径，为世界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文明共处的现实样本。一方面，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双语教育、多样信仰和宗教团体合法化，确保不同文化群体在国家统一架构下获得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在公共文化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区融合政策等领域建立起系统化机制，在尊重文化特性的同时推进社会整合，形成“共在-共识-共荣”的治理逻辑。这种以文化自治和政策调和为核心的实践经验，打破了“同化”与“分裂”之间的二元选择困境，为多元国家提供了一条“和而不同”的共治路径。

在国际层面，中国还通过对外文化合作项目、南南人文援助与教育项目，积极分享其文化治理经验，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明观由内而外的可推广性。因此，中国治理经验的实践启示在于，文明共生不仅是一种理想目标，更是可以在制度安排、政策调适与社会协同中逐步实现的现实工程。这种经验打破了西方经验主义的唯一标准，鼓励各国立足自身国情探索符合本土实际的文化共处机制。

结语：从中国智慧到全球共识

文明对话是人类共同面对不确定未来的重要文化机制和实践。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方案秉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践理念，从“和而不同”到“美美与共”，不仅是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当代表达，也是对全球文明冲突困境的积极回应。它既非文化霸权的替代品，也非单纯的文化自保，而是一种基于平等、尊重与共生的文明观。

在世界步入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方案所展现出的包容精神与对话意愿，正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新的价值坐标和制度支持。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在推动制度性平台建设、深化人文合作机制、支持全球南方文明表达等方面持续努力，使“美美与共”的文明愿景逐步转化为全球共识与行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审核：刘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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