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背景下,出口国内增加值(DVA)是衡量一国真实贸易收益的关键指标。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投入、深度贸易协定及技术水平提升,均显著促进DVA增长。数字技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
文/赵涵杰
本文将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机制,从数字技术来源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产品特征差异以及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差异进一步拓展研究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异质性影响。
一、理论与机制分析
(一)贸易成本效应
一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要获得并保持出口竞争优势,而全球价值链贸易中存在的诸如运输成本等一系列贸易成本严重阻碍了一国制造业培育并提升其出口竞争优势,降低其参与国际分工的意愿与能力,从而降低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
(二)技术创新效应
数字技术在生产活动中的应用为一国制造业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以及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保障。对研发投入强度而言,数字技术有效降低了诸如信息搜寻等方面的贸易成本,降低了一国制造业研发的资金与资源约束。此外,充足的研发资金降低了一国制造业的研发创新风险,保障了其进行研发创新的意愿与能力,实现了出口多元化,进而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提供重要物质保障。
(三)制造业服务化效应
一国制造业通过运用服务要素中蕴含的丰富知识、技术以及人力资本推动其服务化进程,加速了知识、技术在该国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间扩散,为其攻关核心技术、实现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提供支撑。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数字技术有助于一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扩大。
假设2:数字技术投入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促进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三个渠道促使一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扩大。
二、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为分析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构建基准回归方程:
(1)dυɑrM,jt=β1digM,jt+β2control M,jt
+λ M,j+λt+εM,jt
式(1)中,dυɑrM,j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t年我国制造业行业M对贸易伙伴国j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解释变量dig M,jt表示t年我国制造业行业M对贸易伙伴国j的相对数字技术投入水平; control M,jt为控制变量;λM,j、λt分别表示国家-行业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εM,jt表示随机干扰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选用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参考王直等(2015)总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选取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衡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核心解释变量为相对数字技术投入(dig):采用我国与贸易伙伴国各制造业行业对数字技术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的比值衡量。控制变量方面,参考国内增加值出口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相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对人均收入pgdp、相对经济自由度free、相对出口稳定性水平vol作为控制变量。
双边国内增加值出口、双边出口额、数字技术投入的原始数据均源于OECD官网2021年发布的投入产出表;经济自由度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联合出版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其余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基于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五个模型进行分析。实证显示,我国相对数字技术(Indig)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我国相对数字技术提高有助于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与预期结果基本相符。所有模型均控制了固定效应,样本量从19236逐渐减少到18888。然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经济自由度水平提高未能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提升。
(二)稳健性检验
1. 改变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
(1) 改变数字技术投入测算方法:采用各国各制造业行业对数字技术行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测度其数字技术投入水平,同时采用完全依赖度指数测算各国各制造业行业的数字技术投入水平。回归结果显示,当采用完全依赖度指数时,数字技术投入的系数为0.5046(标准误0.0771);当采用直接消耗系数时,系数为0.1439(标准误0.0433),两者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变更数字技术投入水平的测算方式后,数字技术投入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
(2) 改变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算方法:进一步采用我国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衡量我国国内增加值出口规模。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技术投入的系数为0.1287(标准误0.0190),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技术投入显著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
2. 内生性问题
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以除出口目的地以外的其他国家各制造业行业的数字技术投入水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技术投入的系数为1.5039(标准误0.1348),且工具变量相关检验显示弱IV检验统计量为6874.621,不可识别检验p值及内生性检验p值均为0.000,表明工具变量有效且内生性问题得到控制,证实了其他国家数字技术投入水平的均值显著提升了我国相对数字技术投入水平,而我国制造业相对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大。
(三)异质性检验
1. 数字技术来源异质性分析
一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获贸易利益的真实性需充分考虑数字技术投入的国家属性,不同来源的数字要素对一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为此,本文数字技术投入按来源分为国内、国外数字技术投入。根据表3第(1)、(2)列结果,国内数字技术投入更有助于我国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扩大。
2. 行业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制造业按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划分后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基于数字技术来源的异质性检验,国内数字技术投入对出口国内增加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1964(标准误0.0568),而国外数字技术投入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系数为-0.7984(标准误0.0748)。根据行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检验,当采用国外数字技术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平均提高约1.12个百分点(系数1.1226,显著性1%)。相比之下,同一提升对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产生了明显抑制——国外数字技术每增加1单位,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下降约1.48个百分点(系数−1.4833,显著性1%),资本密集型行业下降约0.54个百分点(系数−0.5404,显著性1%)。
3. 产品异质性分析
根据产品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中分别报告了我国数字技术投入水平对最终品与中间品国内增加值的出口,结果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最终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显著增加2.11个百分点,而对中间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则显著下降1.73个百分点。这一反差表明,数字技术扩张更有利于最终品而非中间品的国内增加值规模扩大。从贸易成本视角看,中间品在跨国生产中需多次跨境,累积的关税、物流及合规成本更高,削弱了数字技术对贸易成本的削减效应;从创新视角看,中间品国内增加值提升更依赖高端要素与核心技术,而数字技术投入尚未充分转化为这类高阶能力,最终品出口则多以加工组装为主,技术门槛较低,因而更易借助数字化实现规模扩张。

4. 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异质性
根据需求偏好相似理论,收入水平越相似的国家,其需求结构与需求规模也越相似。同时,数字技术能够通过促进一国技术进步,进而改变其需求规模与结构。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数字技术投入显著提高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国内增加值(DVAR),而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从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来看,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我国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系数为0.2985,显著性水平为1%),而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系数为-0.028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在需求结构和规模上较为相似,出口规模和结构已相对稳定,数字技术的边际效应较弱。而高收入国家对产品质量、多样性和技术含量的要求更高,数字技术通过创新促进效应,有效提升了我国产品的质量和多样性,更好地满足了其高端需求,从而显著提高了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
(四)机制检验
考虑到传统的中介效应三步法存在的内生性偏误等问题(江艇,2022),重点关注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机制检验。机制检验步骤如下:
(4)MediumM,jt=α+β3dig M,jt+β4controlM,jt+λ M,j+λt+εM,jt
式(4)中,Medium表示机制变量,包括中间品贸易成本(cost)、相对研发投入强度(rd)、相对技术创新能力(patent)、相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service)。
1. 成本效应
就贸易成本机制而言,国际贸易涉及的运输、信息搜寻与谈判、制度适应等一系列成本难以直接衡量,因此参考 Novy(2013)的做法,采用双边贸易流量测算各国分行业的中间品、最终品贸易成本。根据机制检验结果,数字技术投入显著降低了我国最终品与中间品的贸易成本。具体而言,数字技术投入使最终品贸易成本降低了0.0088,中间品贸易成本降低了0.0156,两者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2. 创新效应
研发投入强度与技术创新能力是衡量创新效益的重要指标,分别以各国研发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各国的专利申请量作为代理变量。根据机制检验结果,数字技术投入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研发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具体来看,研发资金投入强度提升了约7.7%,技术创新产出(以专利申请量衡量)提高了6.52%,两者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3. 制造业服务化
采用一国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表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计算相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service)。其中,OECD 2021版投入产出表将服务业定为第45至98行业(剔除第61至63行业)。根据机制检验结果,数字技术投入显著推动了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进程,服务化水平提升了约19.14%,在1%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探讨了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数字技术投入水平增加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技术创新以及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三个途径显著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栏目责任编辑:刘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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