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普遍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代理问题由此成为影响财务决策合理性的关键变量。管理层在薪酬安排、风险态度与资源使用上容易偏离资本提供方利益，导致融资组合失衡、投资选择扭曲、利润分配失真。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加剧行为不透明，提升监督成本与决策偏差概率。理论研究虽已涉及代理冲突成因，但缺乏对具体企业情境下财务行为偏差的深入辨析，实践中仍存在识别困难与控制薄弱等问题。本文聚焦实际企业运行过程，围绕典型财务决策环节中潜藏的代理特征展开分析，揭示其对资本效率与股东权益的实质影响，并提出基于财务手段的解决策略，以期为优化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提供思路支撑。

文/黄夕

一、 代理问题理论概述

代理问题是指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利益目标不一致与信息掌握不对等，代理人可能做出违背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各方角色与互动方式进一步展示了代理问题的结构。在企业治理环境中，该问题主要表现为股东将经营决策权交由管理层行使，管理层在资源调配、风险控制、报酬获取等方面拥有较大裁量空间，而股东难以全面掌握经营信息，导致监督困难与决策偏差频发。代理成本作为衡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主要由监督成本、契约履行成本与剩余损失构成，分别对应委托人用于限制代理人行为、建立规范约定及因行为偏差造成的净损失。根据动因与表现形式差异，代理问题可分为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两类，道德风险源于代理人掌控信息后作出隐性偏离行为，逆向选择则指代理人在契约签订前隐藏真实能力或动机从而谋取不当优势。

二、案例分析

（一） A公司案例背景

A公司为一家注册资本5亿元的制造类股份制企业，法人治理安排设有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层三权分立架构。董事会成员共9人，内部董事占比超过三分之二，独立董事人数较少，议案表决中控股方影响力显著。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不足50％，最大单一股东持股23.6％，中小股东分散，参与公司治理意愿较低。管理层中多位高管具有创始人背景，持股比例偏低但任职年限较长，长期主导核心经营事务。公司财务管理由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统一领导，预算审核、投资评估与利润分配议案由董事会集中提交，内部审计归属财务部门。日常信息披露渠道有限，年度报告外沟通机制较弱，股东大会出席率持续偏低。近年来公司融资规模逐步扩大，负债占比长期维持在65％以上，资本来源结构趋于单一，财务弹性下降。

（二） 代理问题对A公司财务决策的具体影响

1. 资本结构决策

A公司在经营扩张阶段采取激进的债务融资策略，连续3年资产负债率维持在65％以上，资本结构呈现高度杠杆化趋势。该期间内，管理层未经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便主导完成多笔大额银行借款，资本结构决策权过度集中于董事会主席与总经理二人手中，独立董事在相关决策中缺位，治理制衡机制薄弱。尽管A公司最大单一股东持股比例达23.6％，但由于其余股份高度分散，未能对融资结构安排形成有效影响力，资本结构设计逐步演化为管理层主导的控制工具。

在具体融资安排上，A公司部分债务项目未设置偿债资金封闭账户，资金使用由财务部与投资事务部直接对接，未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渠道，导致股东资料获取滞后。融资用途、还款计划与利率条件等关键信息在股东层面透明度不足，财务决策的受托责任未有效落实。

A公司管理层在资本结构设计中倾向维持股权比例格局，规避增发新股以稀释控制权，忽视高杠杆运营可能导致的利息支出增长、信用评级下调与融资渠道收缩等风险，资本成本上升、债务期限错配、融资弹性下降等问题未纳入财务决策考量。

2. 投资决策

在重大投资项目推进过程中，A公司多项立项由董事会快速表决通过，投票权集中于内部高管席位，外部董事制衡作用较弱，否决比例长期偏低。部分资金密集型项目在立项前未开展完整可行性分析与财务测算，审批流程中缺乏独立评估与阶段性复核机制，项目选择出现向非主营领域倾斜的趋势，受制于管理层偏好。

项目实施期间，A公司部分投产项目出现预算追加、周期延误与回报偏离预期等问题，相关财务参数调整未明确披露，风险责任划分不清，控制纠偏机制薄弱。管理层在执行偏差后缺乏绩效追溯措施，投资决策控制约束不足，财务资源使用效率受限。

从资金安排视角看，A公司投资决策更偏向规模扩张，未结合自由现金流与资产负债稳定性统筹考虑，自有资金与外部融资比例缺乏统一标准，财务杠杆波动明显。固定资产增长幅度持续高于主营收入增长，净资产收益率与投资回报率连续3年低于行业平均，代理问题引发的投资偏差已对整体财务绩效构成显性冲击。

3. 利润分配决策

管理层在年度财务议题中长期主导A公司利润分配安排，实际掌控盈余使用节奏与分红比例设定。董事会未设立独立审议流程，股东大会对拟定分配方案缺乏实质修正权，近3年现金分红比例持续低于20％。A公司多次将可分配利润大额转入留存项目，财务报告中对盈余流向表述模糊，资金去向未明确对接具体投资用途或偿债计划。

在分红决策过程中，管理层回避自由现金流核算依据，未建立净经营现金流与现金分红挂钩关系，盈余配置逻辑偏向扩张导向与流动性占用便利性。高管层个人持股比例普遍偏低，激励结构未体现对股东回报的收益绑定，导致管理行为与资本市场预期脱节，强化其对资金池的调配主导权。

代理问题在A公司利润分配环节表现为信息不对称突出、约束机制缺失与治理力量弱化，盈余使用决策脱离财务规范标准，分红行为缺乏持续性与稳定性预期。现金分红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的背离幅度逐年拉大，估值折价风险在股东视角下持续放大，企业财务决策透明度与信任基础显著削弱。

（三） 解决A公司代理问题的策略

1. 股权比例报酬结构调整

为应对代理问题对企业财务决策产生的持续干扰，A公司围绕股权比例与报酬结构进行精准调配，弱化控制权集中导致的监督缺失与激励偏差。股东大会以股权分散格局为前提，设定高管持股最低门槛与动态增持计划，明确持股期限与锁定规则，引导高管在经营决策中提升对股东回报的敏感度。董事会需调整高管薪酬构成，压缩固定报酬比重，引入与资本结构稳定性、投资回报率及股东现金收益挂钩的业绩薪酬因子，构建工资总额、绩效奖金与股东权益变动指标联动机制。薪酬发放时间节点与财务报告公布时间同步设定，防止短期盈余操控影响激励基数。针对A公司内部个体偏好影响投资方向的问题，限制无持股高管参与资本支出审批流程，强化持股比例在投资表决权中的加权系数，压缩非股东管理层对资金使用方向的主导空间。

2.成本收益考核指标绑定

针对代理问题对企业财务决策形成的操作倾斜与监督弱化现象，A公司将成本与收益指标嵌入管理层激励考核体系，以削弱短期利益导向的决策偏差。在具体操作中，以项目级预算偏差率、边际收益率、单位支出回报比、现金流匹配度为核心考核参数，覆盖从投资立项、费用执行到收益兑现的全周期财务过程。

A公司面对多个资金密集型项目投入回收不及预期的问题，引入“投产回收周期延误率”与“净现值偏离系数”作为财务考核维度，并将其与个人决策权限动态联动。各业务单元的预算控制按成本控制率、费用结构合理度、固定成本分摊效率等项目单独评估，并形成月度财务指标轨迹图，作为考核依据。高管年度报酬发放前，由审计部门基于可量化成本收益指标出具审核报告，对考核不达标者限制投资审批权与奖金发放比例。

3. 盈余指标分红比例设定

A公司针对利润分配阶段代理问题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的表现，对管理层分红提案权限实施量化约束，按净利润增幅、可分配利润现金比重与核心业务经营收益三项盈余指标设定分红比例区间。各项指标采用滚动三年口径核算，剔除投资收益、资产评估增值与非经营性公允价值变动项，明确计入范围与统计方式，限制盈余口径调整空间。高管在提交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前，须同步附带盈余指标达成情况说明，明确对应指标下所处分红比例区段，提案内容与测算基础须保持一致。董事会审议前，财务部门依据已披露数据复核三项指标实际完成值，并对照对应分红比例档次反馈约束意见，必要时提请审计机构就盈余确认口径进行独立说明。分红比例浮动不得超出盈余指标约束区间上限，若指标未达设定阈值，不得提出高比例现金分红。

代理问题作为企业财务决策失衡的重要诱因，在A公司实际运营中已对资本结构配置、投资计划执行与利润分配安排产生显著干扰。案例分析表明，内部控制松散、激励约束脱节是引发代理冲突的核心动因。为有效应对上述问题，A公司围绕股权比例报酬结构调整、成本收益考核指标绑定与盈余指标分红比例设定三项策略进行针对性优化，逐步修复代理关系对财务决策逻辑的干扰效应。未来，企业需进一步提升财务治理透明度，持续优化决策责任与权力边界划分，推动财务决策从博弈性向协同性转化，降低代理行为干预频次，提升决策理性水平与执行一致性。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审核：刘   坤

责编：明贵栋

编辑：刘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