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被人喜爱与学习。随着书法教育进入中小学，书法学习的再次普及指日可待。敦煌藏经洞是三大发现之一，其中大量的经书均为古代手写墨迹，让人更直观地看到古人的书写方式，笔法也较石刻书法更加清晰。近些年敦煌艺术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作品数量众多，大量与书法相关的问题还没有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本文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敦煌写经体书法的三个时期的楷书体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再现了当时的书法特点，对今天继承和发扬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文/ 程亮

上世纪初的考古成果中敦煌遗书、殷墟甲骨、居延汉简这三大发现给中国书法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为我国古代文字的艺术演变发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本文所述写经书法，是敦煌遗书中的大宗，大约有三万多件。写经的内容，包括经，律，论三大类。从现存写经作品中可以看出敦煌写经前后横跨七个世纪，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同时期的南方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呈现出与北朝不同的面貌，我们将从楷书演变分析其不同的原因，最终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北朝写经。

写经体，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五种书体之一，如楷、行、隶、草、篆。历史上我们叫写经书法，写经体等，敦煌写经体其实只是指敦煌遗书中抄写经文的楷书体。这种楷书体是在各个时期不断变化发展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反映当时各个时期楷书手写体复杂多变的情况，是从隶书向楷书不断演化发展的。本文所讲的北朝写经，广义上将十六国时期的有楷书迹象的隶楷掺杂的作品包含在内，并非只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终于隋朝统一后的作品。这段时期的写经书法正处于由隶书向楷书的转变过程，越往后楷化程度越高。

本文所说北朝写经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众多作品，我们从书体风格角度进行了整理，大概为以下三类。

一、写经体早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上限在十六国时期，以公元359年的《比喻经》为标志，下限为太安元年（455）的斯2925号《佛说辩易经》为标志。其他写经代表作品有：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公元359年、敦煌博物馆藏《法句经道行品》公元368年、斯797《十诵比丘戒本》公元405年、敦煌研究院007号《大慈如来告疏》公元454年、斯2925《佛说辩易经》公元455年、敦煌研究院019，020《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敦煌研究院藏《大慈如来十月二十日告疏》等。

这段时期的作品在十六国和北魏前中期。十六国时期，中原兵戎不断，大批氏族迁往相对稳定的河西地区，《魏书》记载：“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凉州独全。”《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录前秦建元末年，还曾迁移江汉人万余户，中州人七千户到敦煌安家。敦煌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镇，经济基础良好，人口的激增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良好的经济基础是文化艺术繁荣的物质条件。十六国时期各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教化，尊重儒学。匈奴人刘曜建立赵国（史称前赵）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并且“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前秦国君苻坚“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这样的施政方针使得文化得以传承。最后最重要的是各个时期的君主对佛教的认同与大力提倡。《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又如北凉沮渠蒙逊也信仰佛法，亲自倡导和组织佛经的翻译和石窟的开凿。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书法风气，在斯797《十诵比丘戒本》与斯2925《佛说辩易经》中的题记，抄写者一再强调“见者但念其意，莫笑其字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中西凉写本《十诵比丘戒本》为典型，此卷有明确的书写时间，为建初元年（公元四零五年），抄写此卷的经生为比丘德佑。此卷经考证为《比丘戒本》的最早译本，其史料价值可见一斑，从书法上看，此卷还保留了汉简的书写意味，线条灵动，粗细变化丰富，是隶书向楷书变化的早期形式，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这一时期的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有隶书意味，取横势。

二、写经体转型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沃兴华先生评曰为“魏碑书风时期”。北魏统一中原后，于太平真君三年（442）攻下敦煌，任命李宝为使持节侍中，统辖玉门以西的广大地区，公元445年，北魏正式控制敦煌地区。

此时的魏碑书法已经有了“斜划紧结”特征，同时期的写经作品也出现了同样的风格式样。其原因首先是北魏统治者的汉化政策，学习更为先进的南方社会各方面各种优秀的文化成果使得北方的楷书体有了新的式样，刘涛先生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称为“洛阳体”。第二个是敦煌与洛阳的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敦煌乐》云：“客从远方来，相随笑且歌。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第三个是北魏政权统治敦煌后对当地思想文化的影响，如皇室成员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后很有可能将“洛阳体”带到了凉州地区。他一面大兴佛事，在《律藏分卷十四》题记中有“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敬造无量寿经一百部”的记载就表明了皇室成员对此事的热忱与支持。另一面元荣大力修建敦煌莫高窟，立于敦煌武周时期的《圣历碑》有所记载。对于两地如此密切交往的书法发展必定敦煌地区会受到“洛阳体”的影响。所谓“洛阳体”，有着点画丰满，俯仰姿态各异，左低右高，撇捺开张，竖钩上挑等“斜划紧结”的特征。反观这一时期的写经书法，以上特点也非常明显，与第一时期的作品相比隶书味道少了。

三、写经体成型期

这一时期包括北魏后四国和隋朝部分作品，总体上楷书越来越接近南方。南方以二王为代表的新妍书风第二次北传是在公元554年，西魏攻破江陵，梁朝覆灭，王褒进入西魏，西魏的执政者宇文泰礼遇王褒，其一手大王的书风震动北方朝野，世人竞相模仿学习，这些影响对于北方的书法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引导其书法向着南方新妍书风学习，在写经书法中有了明显的表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伯2189号《东都发愿文》（537）、斯1945号《大般涅槃经》（565）、伯2461号《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581）、斯457号《大智度论》（593）等。

而北周写本《大般涅槃经》最为典型，本卷写于公元五六五年，已经是工整的楷书了，行距字距疏朗有度，字型偏方，隶书意味已经消失殆尽。结体上有中宫紧缩之势，可以判定这种风格的民间书法对于隋唐欧阳询等人的启发作用不可忽视。

以上是从书法的文化背景差异、地理环境、社会阶层分析了北朝写经分期，印证了书法史上关于北朝写经分期的相关问题。书法史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通过本文探讨的北朝写经分期，希望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敦煌写经书法的风格、技法等问题，同时也更好的理解楷书发展史中早期文字楷化的相关情况。

（作者单位：山西电子科技学院）

（栏目责任编辑：明贵栋）

魏晋南北朝敦煌写经书法 （组图）

魏晋南北朝敦煌写经书法 （组图）

南北朝时期敦煌写经体书法

魏晋南北朝敦煌写经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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