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青年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

2024-04-17

摘要:本文将中山大学CLDS调查数据库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省级数据库匹配,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提高我国青年女性的就业质量有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互联网普及、移动设备使用与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从业三个维度产生影响。要提升青年女性就业质量,需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促进数字经济产业融合,拓宽数字经济发展助推下的就业渠道,提供更多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机会。



关键词:数字经济;青年就业;就业质量


高境翼 杨文杰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引言

当前,我国青年人口规模不断下降,因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但就业质量趋于提高,就业局面“量减质升”。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劳动力市场上两性不平等问题始终存在,但随着现代化与女性主义的发展,年轻女性不再拘泥于传统家庭分工观念。女性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我国经济换挡至中高速发展,创新水平提高,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5%,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扩容。数字经济提高生产效率,节约人力资本,优化就业结构。抓住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解决其就业效应,才能以更好的姿态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大多文献从宏观视角关注数字经济就业的作用。本文以社会性别差异为切入点,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青年女性这一微观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为我国数字经济与就业政策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参考。


1.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设


1.1文献综述


我国青年女性高质量就业的三大阻碍是:就业性别歧视程度加深;女性工作者职育平衡两难;职业和生活带来的身心负担。CFPS数据显示,2015—2020年我国16-64岁劳动力,男性就业率比女性高13—17个百分点,失业率比女性低2—5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原因有三:一整体劳动参与率普遍下降;二社会对性别平等意识形态的保护逐渐弱化;三社会福利政策尚未给予女性更利于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政策。2000—2010年我国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出现下降趋势,公共部门性别平等程度大幅度提升。下降的原因有女性受教育程度上升、农业劳动力向商业服务人员转移。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她们挣脱传统文化的约束。就业形式多元化为更多青年女性就业者缓解了家庭和就业矛盾。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入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增多劳动岗位,丰富就业形式,带动就业扩容。随着信息技术加速创新,众多数字职业应运而生,如为满足青年女性照顾子女的需求开设的女性工作车间。但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就业的作用是双面的,技术进步伴随着节约劳动力,岗位数量收缩。如自动化生产线的应用削减了传统低技能劳动力。岗位数量收缩表现在数字区域鸿沟上,数字经济为就业和企业提供发展机遇具有门槛效应,对技术创新水平过低的旧岗位冲击非常之大。

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宏观上,数字经济提高生产率,加快生产规模扩张,提升就业质量。中观上,数字经济通过刺激行业发展促进就业,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教育、文旅类就业机会普遍增多。微观上,于劳动者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拓宽了信息挖掘、共享和利用的渠道,有助于劳动者了解市场信息动态,精准把握创业就业机会。目前研究主要从就业结构、行业发展、劳动力群体研究数字经济与就业的关系,数字经济与某一微观特殊就业群体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CLDS数据与相关统计年鉴,研究数字经济对青年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


1.2理论假设


理论上,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青年女性的就业质量。从个体和外在就业环境两方面分析。首先,青年对新技能的学习和运用能力比其他劳动力群体更强,一定程度上更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岗位的需求。从就业环境来说,第一,数字经济催生就业岗位,丰富就业机会。第二,数字经济有利于缓解劳动者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结构性就业难”的问题。第三,电商、服务行业兴起,可能弱化女性家庭和工作平衡的矛盾,为其提供就业契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青年女性的就业质量。


2.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微观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项目(CLDS2018)。调查以29个省市15-5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对象,具有全国代表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青年年龄界定为16-45周岁,18周岁为法定劳动年龄。因此,本文选取18-45周岁女性作为样本。数字经济发展计算用宏观数据:《中国统计年鉴》《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信息产业年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年鉴中数字经济发展指标。排除海南、西藏、新疆三省后将2018年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通过省级代码成功匹配28个省份,筛选18-45岁青年女性有效样本1908个,基于此,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青年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


2.1变量选择


2.1.1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选取了5个二级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赋权,衡量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相关指标体系见表1。


2.1.2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青年女性就业质量指数,借鉴罗恩立等学者的观念,采用“上一年全部收入”反映工资收入;以“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作为工作稳定性的代表指标;以是否同时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水平的代表指标;以“是否参加培训”作为职业技能发展水平的代表指标;采用“一般每周工作时间”作为工作强度的代表指标。

首先对测量维度包含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单一维度就业质量指数,标准化公式为:



公式中:i代表第i个样本,j代表第j个测量指标, 代表第i个样本第j项测量指标维度的原始值,maxj代表第j项测量维度的最大值,minj代表第j项测量维度的最小值,工作强度与就业质量呈负相关关系,则工作强度指标的标准化计算采用公式(2),其他指标为整项指标,测量维度采用公式(1)。

标准化处理后,利用公式(3)计算测量维度指标标准化数值的算术平均数,得到就业质量综合指数。若被调查者为自我雇佣类型,仅需要采用除工作稳定性在内的四个维度评价,使用公式(4)。就业质量指数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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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计量模型构建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指数都是数值型变量,本文采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Y=βX+ε。公式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的测量值向量,X表示解释变量的测量值矩阵,β为解释变量参数,ε为误差项。加入控制变量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行业;家务劳动;健康状况,得到多元线性模型方程如下:


y=β0+β1Quality+β2maritalstatus+β3householdregistration+β4education+β5industry+β6housework+β7health+ε (5)


3.统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7计量软件进行逐步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3.1数字经济发展促进青年女性的就业质量


从全样本数据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其他控制变量对女性青年的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控制变量家务劳动、健康状况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户口性质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带来6.782个单位正向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农村女性面临农业负担,相比之下城镇青年女性就业渠道更广泛,更易获得就业资源。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呈现2.814的正向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反映出学历越高,青年女性的就业机会越多。婚姻状况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带来1.711个单位上升,已婚的青年女性有其他家庭成员帮忙分担家庭压力,使其更自如地投入工作岗位。


3.2数字经济测量指标对青年女性的就业质量都呈现正向显著影响


引入控制变量后,全样本统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测量的五个二级指标都对青年女性的就业质量有正向影响,统计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显著影响分别为35.661、53.589、36.658、45.186、48.903。


3.3稳健性检验


用主成分分析法替代熵值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重新测算,用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替换原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替换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对于青年女性就业质量会产生1.203的正向显著影响,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3.4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技能水平(“是否需要接受培训”,本文将回答“需要”的个体定义为“高技能水平劳动力”,回答为“不需要”的个体定义为“低技能水平劳动力”)的被调查者影响结果如表4,对低技能水平的青年女性的回归显著系数明显高于对高技能水平的青年女性。提升低技能水平劳动者就业质量相较于高技能水平更容易,且低技能水平劳动力工作调动可能性更大,存在更多不稳定因素,数字经济发展衍生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是提升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好时机。高技能劳动者就业环境较好,基础稳定,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低于低技能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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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探究后得出结论: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青年女性就业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考虑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青年女性的影响存在技能的异质性,对低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影响比高技能水平群体更显著。


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应加强数字经济的政策扶持,注重提高青年女性劳动技能水平和自我素质,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注重普及互联网技术,进而提高就业质量。第二,通过互联网普及拓宽信息渠道,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普惠效应。第三,我国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崛起,注重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劳动力特质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有针对性地提高青年女性的就业质量。


基金项目:2019年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拉美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扶贫效应及其对河北省的启示”(项目编号:HB19SH021)阶段性成果;2022年度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共同富裕视域下河北省社会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研究(ZD202204)”阶段性成果;2021年度河北省智库调研课题“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研究(HB21ZK0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创造,2022(11):6-29.

[2]郭冉,田丰,王露瑶.量减质升:青年就业状况变化及分析(2006—2021)——基于CSS的调查数据[J].中国青年研究,2022,(11):110-119+78.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2.0158

[3]张嘉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J].科技中国,2022(08):104.

[4]王伶鑫.城市女性青年的职场困境与就业对策[J].广东青年研究,2023,37(03):110-120.

[5]都阳,贾朋.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J].劳动经济研究,2018(03):3-21.

[6]乌静.个人禀赋与家庭责任:青年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因素[J].社会发展研究,2019(04):206-220+242.

[7]王广州.新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状况——基于多状态就业生命表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22(02):17-31+126.

[8]吕芳.我国公共部门的职业性别隔离问题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22,(02):108-115.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22.02.013

[9]李磊,王小霞,包群.机器人的就业效应:机制与中国经验[J].管理世界,2021(09):104-119.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1.0140

[10]佟家栋,张千.数字经济内涵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超常贡献[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19-33.

[11]陈昕,靳辉.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私企就业机会——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J].科技与经济,2023,36(05):41-45.DOI:10.14059/j.cnki.cn32-1276n.2023.05.009

[12]杨昕,赵守国.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23(02):3-18.

[13]司小飞,李麦收.数字经济、就业结构与就业质量——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22(04):54-69.

[14]王硕,李云发,贾小爱.基于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07):17-21.

[15]赵放,蒋国梁.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学刊,2023(02):17-30.

[16]郭露,王峰,曾素佳.数字经济、乡村振兴与农民高质量就业[J/OL].调研世界,1-10[2023-11-16]


审核:刘坤

责编:明贵栋

编辑: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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