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琉璃厂与冀州

2024-06-13


文/李杰安 整理


正是冀州独特历史底蕴、人文内涵的滋养,使这些原本没有多少文化的乡野村夫,在京城诚信经营,刻苦研学,撑起了琉璃厂的繁华,支撑着传统文化的延续,为复兴传统文化、保护珍贵遗产立下汗马功劳,竖起了丹青着墨、世人念怀的丰碑。

作为发源于清代的京城文化一条街,如今的北京琉璃厂是北京著名的文化景点,但很少有人知道,琉璃厂之所以兴盛繁荣、名满天下,河北冀州商人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冀州商人延续了琉璃厂的文脉。

北京琉璃厂在咸丰末年的全盛时期,冀州人在琉璃厂开设店铺近300家,占据总店铺的90%,北京琉璃厂一度被誉为“冀州街”。据冀州人孙殿起(字耀卿,1894—1958年)所著《琉璃厂小志》记载,到清末民初时期,琉璃厂有店铺441家,冀州人开设的有115家。冀州商人撑起了北京琉璃厂的繁荣,他们为古旧书业的经营倾注了心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了贡献。


古冀州是尧舜立国的帝王之都,早在汉代之时就是天下中州,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始于冀州,治水成功后重新划野分州,分天下九州,冀为九州之首,河北省简称“冀”来源于此。作为京畿重镇、冀南古郡,冀州儒学兴盛、文脉厚重、乡风纯正,但人稠地狭,资源相对匮乏。基于这样的生存境况,使冀州人勤劳务实、崇文重商,形成了“幼而求学,长而经商”的地域传统。因此,在因地缘优势而多聚于京津从商谋生的同时,仍坚守着内心的人文情怀,地域性与人文性兼具而成了“以技安身、以信立命、以文会友、以义取利、以德兴业”的独特商业文化特质。

北京琉璃厂在明代只是一个烧造琉璃瓦的官窑,琉璃厂向文化聚集地的转变,始于清初顺治年间。当时,官方启动编修《四库全书》,耗时十余年,书商随即在这里贩书设肆,为修“四库”提供善本书籍。当时,文化人多居于宣武门外,与琉璃厂很近,文人学士也多在这里淘购书籍和古玩。那时图书馆很少,买书、看书全凭逛书市、进书铺求得,琉璃厂每逢春节前至元宵节期间,有持续十多天的庙会,有众多的文化摊位,销售文房四宝、图书、古玩、字画等,于是便逐渐形成了文化街。到清乾隆年间,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并成为“京都雅游之所”,与文化相关的笔墨纸砚、古玩书画等行业,也随之发展壮大。

起初,琉璃厂的商家多为江西商人。清朝末年,太平天国的战火使江西到北方的交通阻塞,到琉璃厂经商的江西人逐渐减少。此时,冀州人大量涌入琉璃厂,他们先是在江西人开办的老字号当学徒,慢慢掌握了版本鉴识和经营本领,后逐渐发展为在厂肆摆摊独立经营,有了积累后就购置店铺,渐渐走向兴盛。

据孙殿起著《琉璃厂小志》记载:“琉璃厂书业,乾嘉以来,多系江西人经营,相传最初有某姓者,来京会试未中,在此设肆,自撰八股文试帖镌版刷印出售,恃以生活。直到清末废除科举后,此种集团无形取消。代江西帮而继起者,多河北南宫、冀州等处人,彼此引荐子侄,由乡间入城谋生。偶有他县人插足其间,不若南宫、冀州人之多;若外省人,则更寥寥无几矣。”

《琉璃厂小志》记录了琉璃厂从晚清到民国60多年间、200多家冀州书商的师承、名号和盛衰演变,其中开办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延续超过30年的书肆,有来鹿堂、同业堂、松筠阁、宏远堂、聚好斋、槐荫山房、瀚文斋、文友堂、宝仁堂等。



孙瀛洲先生捐赠事迹资料及部分赠品。


琉璃厂成长起了孙殿起、孙瀛洲、张泰恩、雷梦水、陈济川、王富晋、郭纪森、吴希贤、刘九庵、王文昶等众多古籍鉴定、文物修复领域的冀州(含衡水)籍专家学者,他们建树丰硕名震海外,至今备受学界尊崇,成就了来薰阁、邃雅斋、文奎堂、效贤阁、富晋书社等商号老店誉满海内。他们作为一个极具地域色彩的文化群落,为琉璃厂的文化长河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有学者将这一地域商业流派定义为“冀州帮”。

“冀州帮”是冀商四大帮派之一“冀中商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冀州地处古燕、齐交会地,使得它既有燕赵大地的慷慨豪迈之气,又有齐鲁大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雅之风。据冀商文化学者董培升介绍,与其他商帮不同,冀州商人以文商著称,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支撑起了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琉璃厂的古籍行业。


    


冀州人孙殿起著作书影(组图)。



冀州人雷梦水在整理书目。




“客人来了,可以挨架参观,随意取阅。如果是老主顾,更会让在柜房先休息,小伙计敬茶敬烟,略事寒暄,然后才谈生意。谈谈最近买到些什么,问问店里最近收到些什么,拿过来看看。好的东西,大家鉴赏一番,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如果有意要,然后可以谈谈价钱,形成一种朋友式的营业关系。”志书里对琉璃厂冀州书商做生意的情景如是描写。

学技糊口、以技安身的生存诉求和精神特点,是冀州人勤奋吃苦、专注术业的品质与态度的高度融合。经商实为“做事”,既求一技之长,又要终其极致。这种成事第一、营商次之的理念和追求,使他们心无旁骛,毕其生于一艺而无怨无悔。同时,因地缘、血缘形成的集团性、抱团风,使师徒相承、子侄相携,甚至举家北漂落地生根。

以诚为本、以信立命的处世哲学和经商之道,是冀州文明昌盛与圣贤之风盛行的集中体现。他们守诚重信与人为善,言出必行一诺千金,既赢得了东家的赏识信任,更受到顾客及各界人士的尊重赞赏。这种以信立命的品质正是成功的关键所在。至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琉璃厂共有书铺200多家,而冀州商人开办的书铺就有100多家,撑起了琉璃厂古籍行业的半壁江山。到1956年,琉璃厂最大的3家书店都是由冀州人经营。

亦商亦文、以文会友的人文情怀和书生意气,是冀州人把对文化的尊崇贯穿事业始终的精神核心。崇尚风雅的文人情愫使他们更得“以文会友”真谛,与张学良、李济深、于右任、齐白石、张澜、鲁迅、胡适、郭沫若、朱自清、启功、季羡林、邓拓等各个领域的贤达俊才及海外同业学仁交往甚深,甚至成为莫逆之交。这种日久天长的熏陶切磋,使他们由商而士,还跻身儒商名流甚至学界精英之列。而在日常与图书行业的接触中,冀州商人逐渐熟悉了书的版本、源流、内容,既继承师傅的传授,又接近学者专家,时间久了,他们自己也成为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文化学者和收藏家,为文物古籍的保护和文物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出身书商世家的冀州商人陈杭(字济川,1902—1968年)对古旧书刊收售业务经验丰富,后来执掌来薰阁。据《琉璃厂书肆四记》记载,陈杭“对古籍版本学甚精,虽年过花甲,记忆犹强,凡稀见之书,某年售价若干元,归何处,随口说出,无稍差。”因其业务熟练,经营有方,该店收售业务蒸蒸日上,并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一个私营古旧书店”,陈杭也因此成为北京私营古旧书店的代表人物。如今在北京琉璃厂街头,“来薰阁”的牌匾仍然醒目,目前,它隶属于中国书店出版社。

除陈杭外,为琉璃厂的古籍行业作出特殊贡献的,还有孙殿起。孙殿起为冀州小寨乡北安阳城人,14岁到北京琉璃厂宏京堂书肆学徒,18岁学业期满后开始独自经营。他贩书数十年,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凡经他过眼和贩过的书籍,均一一记录其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印时间、刊印厂肆等资料。日积月累,孙殿起对目录学、版本学也有较深造诣,尤精于古书版本鉴别、考证。

孙殿起在经营之余,撰写了《记厂肆坊刻本书籍》《琉璃厂书肆三记》《贩书传薪记》等文章,经过数十年积累,将文章编成《贩书偶记》20卷,收古籍善本1万余种,后由其外甥雷梦水整理编成《贩书偶记续编》,这两部书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之续编,是清末民初有关古代图书的著述总目,备受学术界重视。而由孙殿起编撰的《琉璃厂小志》,为近现代古旧书业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称集大成之作,成为开拓中国旧书业研究的里程碑。新中国文博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王冶秋称孙殿起为“琉璃厂圣人”。

在孙殿起的引荐和影响下,他的外甥雷梦水15岁起就在通学斋学徒,接触古旧书业,雷梦水业务能力强,每本他经手的书籍,都会有一套版本、内容、作者生平、文化与商业价值等信息存储在他的脑海里,经过多年苦心钻研,擅长辨识图书的版本、熟练掌握图书的价值。基于此,雷梦水出店送书的机会就多,他成了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里的常客,而邓之诚、朱自清、谢国桢等大学教授也成为他的良师益友。在朱自清的鼓励指导下,雷梦水动笔练写相关文章,写作水平突飞猛进,后来撰写出版了《书林琐记》《古书经眼录》《琉璃厂书肆四记》等著作。其中《书林琐记》收录文章58篇,详尽旧书业的人物和事迹,成为研究当时琉璃厂旧书领域的珍贵历史资料,中宣部出版局编著的《发行家列传》,称雷梦水为“古旧书业版本目录学家”。

除古书籍业外,冀州商人在书画、装裱、拓片等行业中也是名人辈出。如著名古书画鉴定家、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原常务委员刘九庵、著名书画鉴定家刘光启等。


新中国成立后,琉璃厂的冀州文商们大多进入故宫博物院、中国书店等地,为我国文物事业的传承和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孙瀛洲(1883—1966年),冀州孙家宜子村人,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早年在北京“同春永”等古玩铺学徒,1906年在北京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学徒,1923年在琉璃厂创办“敦华斋”古玩店,1956年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顾问,对故宫所藏的陶瓷进行了重新鉴定,并协助故宫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的文物珍品。他曾向故宫博物院捐赠大量珍贵文物,受到中央的奖励。

耿宝昌,河北省辛集孟家庄(新中国成立前隶属冀县)人,1922年生于北京,14岁入北京教华斋古玩店当学徒。1946年,和堂兄在琉璃厂合开“振华斋”,自1956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在故宫工作的数十年,不仅造就了耿宝昌一双明亮的慧眼,也是他文物知识厚积薄发的时期。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明清瓷器鉴定》一书,对明清500多年各个时代的瓷器,从造型、纹饰、胎釉、款识等方面作了详细分析与说明,成为我国首部古陶瓷研究鉴定的专著。


回首北京琉璃厂与“冀州帮”的成功之道,可想而知,当年到北京谋生者何其众多,真正脱颖而出、功成名就者又寥若晨星,而冀州却独得风流,仅大齐村就成名儒商8人,实属罕见。正是冀州独特历史底蕴、人文内涵的滋养,使这些原本没有多少文化的乡野村夫,在京城诚信经营,刻苦研学,撑起了琉璃厂的繁华,支撑着传统文化的延续。更难得的是,他们铁肩担道功勋卓然,却淡泊于世不求闻达,即使生活窘迫晚景凄凉,也仍以超常的毅力耐力埋头青灯黄卷、秦砖汉瓦之中,靠独门绝艺钩沉抢救,为复兴传统文化、保护珍贵遗产立下汗马功劳,竖起了丹青着墨、世人念怀的丰碑。这样的人生与术业传奇,是整个“冀州帮”发展的缩影与写照,是北京琉璃厂经久不衰的宝贵财富,更是留给历史与后世珍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系中共衡水市冀州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审核:刘坤

责编:明贵栋

编辑: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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