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秀峰

《施普林格出版史》反映了出版业在逆境中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作为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华译学馆·出版史系列”最新力作，《施普林格出版史：诞生、逆境与成熟（1842—1945）》（Springer-Verlag: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Publishing House; Part 1: 1842-1945，海因茨·萨尔科夫斯基著，何明星、何抒扬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详细梳理了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从1842年诞生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重生的发展历程。这本书不仅是以生动文字和大量图片结合的方式对施普林格出版社历史的记录，讲述了施普林格如何从一个德国的家族出版社成长为全球领先的科学出版社，更是对出版管理与出版文化的深刻反思。

从出版管理角度看，施普林格出版史反映了出版业在逆境中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施普林格出版社自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将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成果传播给公众。尤利乌斯·施普林格（Julius Springer）在1842年创办了这家出版社，最初仅出版少量时事、政治、哲学类图书和德国文学作品，但很快转向科技类图书的出版。1850年初，这个诞生不久的年轻出版社就经历了尤里乌斯·施普林格因违反“出版法”而被捕、合伙人西蒙（M. Simion）因出版禁书《火镜民俗日历》（Burning Glass Folk Calendar）而被吊销执照等一系列重创，又因亏损结束与“大众作品推广协会”的合作。这种情况下，为实现财务平衡，施普林格及时调整出版策略。

1858 年以后，施普林格大量出版年轻人所爱看的“轻小说”，并通过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人脉资源开展业务，其中合作出版品种最多的为政治类图书，以适应普鲁士政治形势变化，满足社会热点。同时，他也涉足旅游、文学、青少年、教材与农学、林学、狩猎、医学等不同板块，试图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1877年至1907年期间，施普林格出版社再次调整出版方向，从多元化趋向专业化。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图书位居前列，学校教材和经济学图书品种有所增加。相反，政治、法律、神学、语言学、纯文学、游记（包括国际象棋和音乐等）等领域的图书品种均大幅下降。这一时期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开始拓展创办或者收购期刊业务。通过期刊，人们对科学领域的进步更容易做出反应，而让专家在期刊上写一篇文章比写一本书更容易。更重要的是，施普林格确立了自身创办思想，成为德国出版商利益的捍卫者，并尽可能通过直销和减少零售商数量、调整新书品种数量等方式获取更多利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致力于为全球科研界服务的施普林格出版社此时逐渐成型。

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经济发展到 1905 年时忽然停滞，在利率上涨和此起彼伏的工厂罢工中，期刊的广告量与订阅量开始下降。直到 1909 年，图书出版总量也未恢复到 1905 年的水平。此时，施普林格出版社的经营发展也变得更加困难。为更好地解决这一困境，他们强调以科学出版为核心，充分意识到科学出版的复杂性，进而将医学、建筑工程等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图书按照专业化、系统化的方式进行出版，并且进行了一系列企业改革。其中，施普林格不仅继续出版医学图书，还收购了多家重要的医学出版公司，如约瑟夫·弗里德里希·贝格曼（Joseph Friedrich Bergmann）、奥古斯特·赫什瓦尔德（August Hirschwald）和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威廉·福格尔（Friedrich Christian Wilhelm Vogel）出版公司。这种多元化策略不仅增强了施普林格的市场地位，也为其在战后迅速恢复国际声誉奠定了基础。同时，施普林格出版社通过组织专业人士进行相关领域的发明、技术与创新的知识评估和评价，满足了社会化需求，并出版了系统科学通报，确立了其专业化知识出版的权威地位。例如，第三代掌门人之一小费迪南德·施普林格（Ferdinand Springer）毕生引以为豪的是他创办的医学摘要和期刊评审系统。这种专业化策略不仅帮助施普林格在药理学领域取得了成功，还为其赢得了第一桶金。这种转向不仅反映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知识需求增长，也体现了施普林格对专业化知识传播的重视。

与专业知识传播相应的是，施普林格强调坚持学术自由与独立性。在纳粹统治期间，施普林格出版社面临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尽管如此，施普林格出版社依然坚持学术自由，抵抗纳粹对科学出版的控制。其一，施普林格出版社坚决反对纳粹试图将其“雅利安化”的企图。例如，在1933年5月，纳粹德国医生联盟开始对施普林格出版社发起抵制运动，试图将其“雅利安化”。尽管面临压力，施普林格出版社仍然坚持其出版原则，继续出版一些书籍，如阿诺德·贝利纳（Arnold Berliner）的物理学教科书和鲁道夫·霍贝尔（Rudolf Höber）的人体生理学教科书。其二，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国际声誉成为其抵抗纳粹控制的重要工具。由于德国当时缺乏外汇，中央银行多次干预，以确保继续出版对出口和外汇收入重要的书籍、期刊和系列读物。施普林格出版社利用这种政府内部的摩擦，成功地保护了其出版业务。其四，施普林格出版社在面对纳粹的双重策略（平等化和纳粹化）时，选择了维护学术自由和独立性。例如，施普林格强烈反对设立中央办公室进行匿名评审的提议，认为这将使期刊失去其特定的面貌和风格。其五，施普林格出版社在面对纳粹的意识形态干预时，仍然保持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维持其国际性和独立性。

可以看到，在百年发展史中，施普林格的成功在于其灵活的管理策略和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力，形成了独特的出版文化。作为一家有着悠久历史与广泛影响力的世界知名出版社，其发展策略与文化积淀对于我国出版社的发展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该书译者，也是“中华译学馆·出版史系列”另一本著作《德古意特出版史：传统与创新》（De Gruyter Publishers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since 1749，安娜－卡特琳·齐萨克著，何明星、何抒扬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的译者何明星教授从知识生产与传播角度，将这种启示总结为：通过强调出版对于不同学科、专业的知识生产组织与传播作用来突出出版学的学科意义；彰显出版机构在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价值；发挥中国出版业主动发挥知识生产的组织与传播作用。

在企业管理和商业发展方面，笔者认为施普林格的成功对于中国出版业发展道路的借鉴意义在于以下两点：

其一，出版机构应以经济效益为基础。众所周知，出版物具有明显的商业属性。在百年发展史中，施普林格出版社是通过其出版物的经济价值来保护学术自由的，体现了经济效益在出版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此来看，中国出版机构必须强化市场观念和营销意识，遵循市场规律，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利用市场配置出版与传播资源。

其二，出版机构应注重国际化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正如何抒扬与何明星所总结的：“出版机构作为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承的专业机构，是推动一个国家、民族的知识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保障，这涉及世界出版能力的建设。”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人类社会自19世纪以来呈现出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与加速发展的势头。在此背景下，施普林格出版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已开始进行全球化布局，专注出版物和传播渠道的国际化。无论是其在1905年创办的第一份国际化双语期刊，1913—1935年出版的“具有绝对国际性”的生物学专著系列，还是在1921年出版的让玻恩（Max Born）获得国际声誉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基础》（Foundations of 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y）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传播渠道，提高出版物的海外覆盖率、落地率和影响力，从而实现出版资源的最佳配置和传播效益的最大化”，这既是施普林格出版社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成功之道，也是中国出版企业尤其是科技出版机构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进行国际传播的必由之路。

总而言之，《施普林格出版史：诞生、逆境与成熟（1842—1945）》通过展示全球科技图书与期刊出版巨头施普林格出版社在1945年以前的历史进程，向读者讲述了一家成功的出版机构的生存、发展之道，对于中国当代出版业和出版学科的融合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数字出版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栏目责任编辑：于雪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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