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爱红

想想，我吃了母亲给我炼的这一瓶猪大油，也只此一瓶，这大概是可以营养补充我一生的养分，已经足够了。

四十年前，我技校毕业分配到工厂参加工作的时候，刚刚十九岁，本是个孩子，理智上却不能这样认为。我说工厂是个大熔炉，哪怕你是一块废铜烂铁，从大炼炉里出来就是一块正儿八经的好材料，放在哪里都好使。我在工厂里只待了九年，但是，我一辈子都是工人。虽然，我始终不是一个好工人，也没有打造成一块好钢，大概与我自小就爱好文学有关。不管我在何方，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认为是体验生活，为我的创作积攒素材。

常言说，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干电工，“不要脸”的是焊工。我在工厂里干的是吊儿郎当的活儿，思想上难免有点散漫，对工厂的认识就浅薄了些。我觉着，工厂是个怪物，是个颜色火红的活体，四通八达的电线就是她的脉络，不停运转的电机就是她的心脏，工厂里的噪声就是她的呼吸……我所在的电工班有两位师傅就像相声中的捧哏和逗哏，又似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哼哈二将，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兴趣盎然地讨论“三白三黑”，自然夹杂着不少幽默俏皮的下流话，弄得我如同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一般一惊一乍的，不知所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是历史，哼哈二将耍嘴皮子，这是他们的惯常行为，他们的谈话方式就是这样，话锋肯定不是针对我，也不在乎与我一起跨进这个班的那位傻乎乎的有几分姿色的女同学。小时候，我看过高尔基写的小说《我的大学》，有点看不明白。现在，我蜷缩在属于我的硬木椅子上，动弹不得。终于知道，我的大学在工厂。我要慢慢地学习。满屋子里的人被两位活宝儿逗得哈哈大笑。所谓师傅，其年龄并不比我等大多少，只是参加工作早，也不用多早，按照工厂里的规矩，早一天也是师傅。我们有学历，他们有资历。这是入职之后，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很多时候，实践比知识优越，如果知识没有学到家，实践就是一家之主。拳头大的是哥哥，技术过硬的是师傅。在工厂里，师傅是自由的，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只有听的份儿，不加妄议。

我看过法国大作家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但文学名著中还搜索不到《白与黑》，听起来不仅有几分新鲜感，对比似乎更强烈。我暗自把它理解为生活。“三白三黑”的论断由浅入深，两位师傅你一言我一语，唾星四溅，引经据典，搜肠刮肚，顷刻间就从上三路、中三路转到下三路，组成了好几组“白与黑”的生动画面：三白是指盐、糖和脂肪，三黑则指蘑菇、黑木耳和黑米；三白是指天上白云、地上白霜还有白菜帮，三黑是说漆黑的水缸、屎壳郎与“二师兄”的脸；三白里有墙皮、葱白和大姑娘的肚皮，三黑包括锅底、煤炭和男人身上的一个物件……

人说聪明是耳聪目明，我的眼睛虽然盯不住一只苍蝇，也是滴溜溜乱转，看起来一点都不暗淡，至于听力终于像把大伞一样撑开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聪明人。一张白纸未必是白的。我认为最大的白是白天，最大的黑是黑夜，我对“黑”没有异议，对“白”却略有所思。我认为精致的猪大油是不可忽视的白，白得油光透亮，白得像雪，但熔点却高，白得有温度、有生活，有我的无限的遐思——

我踮着脚尖站到猪肉店的半月形的橱窗口，把钱递进去，把脑袋留在外面。猪肉店一般都很冷清，少有排队的人，走进门就直奔主题。不管大人小孩，那卖肉的师傅都一视同仁，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手里攥着一把寒光照人的刀，就怕人家与他套近乎。他似乎没有看我，只冷冷地问：“要瘦的还是肥的？”我说：“瘦的！”他的目光这才在我的脸上停了一秒钟。就这短暂的一秒钟就让我疑惑了，奶奶叮嘱过要肥的还是瘦的肉我没有记住，奶奶让我去打酱油或者打醋，我也是经常弄混了。譬如，打酱油的时候，嘴里一直念叨着打酱油，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被土坷垃绊了一个趔趄，或者被小朋友喊了一嗓子，结果，就变成打醋了。醋是少年时期的美酒佳酿，醋比酱油来得实惠，提着一瓶醋招摇过街，不时小嘬一口，真是惬意。我在村里的小卖铺里忘了是打醋或者酱油的时候，小卖铺的售货员接过瓶子问也不问总是给我打得准确无误，让人不能置疑，我不认为这些人是凡人。那时候，小卖铺不叫小卖铺而是叫代销点，售货员也不叫售货员而叫代销员，大概算不上售货员，只是代替的意思吧。所谓代销点也有叫供销社的，把小卖铺叫作供销社这是尊称，供销社一般是大门市，门脸都很大，公社或者县城里那些大地方才配拥有。我村的代销员是铁铸的，唯此一尊，从我记事到我离开村庄到外面求学，始终没有换个模样。我好像与这铁疙瘩沾亲带故，其实，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是亲戚，沾亲带故，无有例外。我奶奶让我叫人，叫什么，奶奶说了算，我喊出去的声音随风飘散。一个不大的孩子就知道分辨酱油和醋，这不像辨别好人或者坏人那么难。实际上，我有好人与坏人这样的观念也是错误的，万万要不得！

精瘦的肉比肥肉难切，对于锋利的刀来说，肉是十分柔软的物质。在切肉之前磨几下刀，这就是形式。一把菜刀却像蝴蝶一样沿着一条皮带上下翻飞，切好的肉递到我手中，我就不管肥与瘦了，转身就往家里赶。

农村天地无比广阔。我从小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不知不觉就进了十岁。我十岁，爷爷大我六十四岁，那他老人家就七十四岁了，奶奶比我长五十八岁，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这个岁数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哪里都是老人。爷爷还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当整劳力，我还不知道把他当作老人看待。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不是勤快而是听话，由听话变得勤快。总之，我身上之所以有这么多可取之处，那是奶奶调教的结果。从小，奶奶就爱吩咐我干这干那的，稍有懈怠，立刻受到教训。奶奶训人的方式很特别，她脑子里装着一本民间故事大全，总有一个故事主题鲜明一下切中要害，比笤帚疙瘩都管用。古往今来，这具高粱糜子制品像支短枪，仿佛为了迎合“不打不成器”这句古语而特别制造的，不时打扫一些附着在表面的灰尘，偶尔还可以发泄一下挤压不住的老脾气。那年月，有几个好脾气的人？父亲受批斗，奶奶心律不齐，多亏老人家迷信：不受折磨不成佛。奶奶的枪经常放错了地儿，想搔我痒痒，非弄得像个陀螺一样，不晕头转向也是怪事儿。要捉个猴，奶奶练就了一身慈祥的佛术！

一只手抓着笤帚疙瘩，好似诸葛亮的白羽扇；一只手放在脑门上，你认为这是爱美梳拢头发吧，这是我奶奶在我少年时期的特别造型。在我身上，她老人家真是费了心。奶奶读书并不多，给我灌输的都是仁义礼智信的老思想老概念，五字经、三字经在我奶奶这里就是两字经，“孝”和“顺”两个字的概念，再进一步简化就是一个字“顺”。在我奶奶这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就是一个字——顺，说白了就是要我必须听话，不须犟嘴，对任何问题不能有异议。这就是“孝”的全部内容。我的成长史就是怎么去接受，深入地理会这个字，并且贯彻到我的血液中、我的灵魂深处。

面对这样一位知大情、懂大理、读古书、足智多谋的老人，不管是脑袋还是手脚，我都迟钝不了。一些能干的活儿，我都会跑到前头，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哪里有点动静哪里就有我的身影。眼尖，耳朵好使，这就是所谓的聪明了。但是，我却一直觉着自己是个笨人。至于我笨不笨，奶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需要我的时候，奶奶不用大吆小喝地招呼，她咳嗽一声就可以了。

重体力的活儿，奶奶一般不咳嗽，我们家也没有喘粗气儿的活计，奶奶咳嗽我的多是些跑腿的营生，学龄前我就经常干，我的腿脚从打酱油和醋开始早已经练出来了。其实，我家里最爱咳嗽的是我爷爷，不过，他老人家总是自己咳，时不时地咳，偷偷地咳，需要好吃的东西才能压住咳嗽。爷爷有痨病，一直咳到九十四岁。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少年时期最费人腿力就是去买肉了，要跑五里路，那是公社驻地，现在叫镇，那里有一家人民公社的肉店，来回就是五公里、十华里。在我去买肉之前，这个活儿一般是爷爷的，公社上五天逢五是个集市，爷爷去赶集的时候顺便买回肉来。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看露天的大屏幕，反过来倒过去到几个村子里赶场子，看同一部电影多少让人失望。记得当年反复看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战洪图》的时候，就把大屏幕上的大雨看下来了，整个县城都发了大水，村里的房屋倒塌了许多，我家的一堵墙也在那个雨夜轰然倒地。大雨没有浇灭我对电影的热情，这也是“战洪图”的精神呀。雨过天晴之后，我听说新片最早在公社里放映，就与几个小伙伴相约前去观看。不管干什么，我都要征得奶奶的同意，黑灯瞎火地跑那么远去看电影，奶奶不放心，我也是软磨硬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想起来，我在奶奶身边那么多年，也没有给奶奶干过什么活儿，记忆深刻就是每天晚上给奶奶捋脊梁。奶奶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落下的毛病，脊梁总觉着重，给她老人家捋一捋，或者用两个小拳头擀一擀，奶奶便觉着舒服。这实际上是一种解除疲劳的按摩疗法，为了看电影，我就特别卖力，一面用力捋，一面央求，直到奶奶脸上露出笑模样。电影看成了，这也给买肉埋下了伏笔。

奶奶吩咐我：“小三，你去割肉吧！”

我愣了一下，立刻回答：“好！”

我之所以有所迟钝的原因就是这路不是很近，但不敢耍花腔呀。假如我调舌：“我不去！太远了，我还要看书呢。”奶奶反驳：“你去看电影怎么从来都不嫌远呢？”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应得爽快，就是想着看电影这事情。那年月，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电影了。有时，听说公社里放电影，即使约不到小朋友，也没有大朋友做伴，我就做孤胆英雄。

在我们那个地方买肉不叫买肉，而是叫割肉，“割”不读ge，而是读ga，听起来很生硬，不像南方人讲话软软糯糯的那么好听。本村里没肉可“割”，邻村也没有，方圆五里没有什么可“割”，除了青草，还有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些高级一点的词语在村里一般没有用武之地，村民们在农时就杵在地里，闲着的时候就蹲在墙旮旯里晒太阳，话都懒得说一句。村里有钱的人家不多，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肉吃。我爹是从这个村出来的最大的干部，也是栉风沐雨最多的人。我们兄妹五个，我是一个幸运孩子，在老家与奶奶爷爷做伴，沐浴着乡村的风景，也规避了许多城市里的凄风惨雨。

肉终于割回来了，奶奶一看，说，怎么全是瘦的？我多有疑惑。奶奶看见我汗渍渍的，步行这么远的路，略显倦意，又说，瘦的就瘦的吧，瘦的炒菜更好吃。如此，又糊涂愚钝了一二回。爷爷也不埋怨，只微笑着说，下次我去割吧。奶奶用爷爷割回来的肥肉炼油，炼了满满的一大碗，等油凝固了，便成了比雪与白糖还要白的猪大油。奶奶做菜的时候，就用汤匙挖一勺，用猪大油炼锅，炒出的菜清香可口。奶奶的现身说法，让我知道猪肉的奥妙，瘦肉好吃但不出油。小时候，我就比较挑食，没有个油星吃不下饭，为了我这个鼻子下面填不满的小洞穴，奶奶辛苦，受了不少的难为。

我很少去城里，不认为那里住着我的亲娘亲爹和我的亲兄妹，除非是受了奶奶的重要委派。我去城里就显出我的痴呆了，我已经十足的农村娃，不仅穿带补丁的衣裳，还说土得掉渣的乡语。有一次，我也不记得为什么去城里了，一个清晰的镜头是二哥急匆匆从外面回来，他可能是饿了，去厨房抓起一个馒头，又在上面抹了一勺雪白的猪大油，当着我的面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二哥看到我大为惊讶的表情，问我饿不饿，还掰下一块馒头蘸上大油硬是塞到我的嘴里。我咂摸了一下嘴，觉着很好吃，像可口的点心一般。

如雪一样白的不仅是猪大油，还有大馒头。雪一样的大馒头，不用小菜，不用抹大油，干吃，就是一道美味，细嚼慢咽简直是莫大的享受呀。我在农村吃的是粗粮，是扒谷和煎饼，白面就是逢年过节或者来了客人干面条、包水饺吃的。在玉米饼上不用说抹大油，就是抹上山珍海味也喇嗓子，找不到好吃的感觉。我突然羡慕城里的时光，羡慕二哥在父母身边，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回到家，我悄悄地跟奶奶说，我二哥吃馒头还抹大油。奶奶就说，这孩子，大油是用来炒菜吃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二哥这是莫大的浪费。在农村，我从来没有偷吃过猪大油。

离开农村，离开我奶奶，是我十六岁那年报考了技校，并被顺利录取，去比县城更大的城市上学。学校里吃的都是白面，馒头为主食。我成了我们家的骄子，貌似有前途、大有作为的人。在伙食上，我不是一个讲究的人。有一次，我回家过礼拜天，居然别出心裁地让母亲给我炼了一瓶猪大油，装在一斤装的水果罐头瓶里。母亲听到我的要求，先是一惊，我担心自己这个要求太过奢侈。父亲说，孩子在农村是受了委屈了。我觉着，受委屈的是我奶奶爷爷，是父母、兄妹。我高高兴兴地提着这罐大油回到学校，吃饭的时候就悄悄地拿出来，像我二哥当年那样把大油抹到雪白的馒头上。我喜欢吃独食，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姓钮，与我十分要好，我们两人很谈得来，还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文学，我向他敞开了封闭的大门。钮同学的父亲是城里的大干部，一直在领导的岗位上，直到退休。我对他的大面子就是把自己心爱的宝贝拿出来，请他品尝雪白的猪大油。令我想不到的是，钮同学连连摆手，躲得远远的，他差点没有呕出来。这么好的东西，你不吃吗？我不吃，太油腻了。我说别人我还不舍得给他呢！就这样，我成了我们同学间一个我行我素的怪物。我们这一届技校生都是非农业户口的所谓城里人，钮同学不知道我是刚到城里生活的乡下人。

多年之后，我还不能说学有所成、已有人样，只是人已发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钮同学相见，他对我谬赞有加，还说起我在学校里神神秘秘地吃猪大油的这件事来，我瞪大了眼睛，并不觉得羞愧，这是我的过去，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由此，我又想起二哥、我妹……在城里的一家人，那一段生活并非天堂。我暗自庆幸自己在农村里和奶奶爷爷在一起的生活才是人间的乐园，我是乡村的贵族，我不再怨恨父母把我放在农村。我终没有让奶奶爷爷，让父母，让我们这个革命的家庭失望。想想，我吃了母亲给我炼的这一瓶猪大油，也只此一瓶，这大概是可以营养补充我一生的养分，已经足够了。

故乡远去，工厂里的聒噪、机器的轰鸣早已消弭，不知不觉间，我在北京城里的生活已逾二十年，这样算起来大概几十年没有吃过猪大油了。前几天，偶见猪大油的功效与作用，说它有润肠通便、补中益气、补虚润燥的功效。猪大油的好处如此多，尽管家里有花生油、亚麻籽油、茶油、玉米油，还有更高级的橄榄油……物质条件的确是极大的丰富了，夫人还是网购了一桶五百克足足一斤重的源自长白山的“精气神”牌山黑猪食用猪油。

久违的猪大油，不一样的猪大油呀，你让我好生怀恋！我望着雪白的猪大油，眼里竟有些湿润……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中国侨联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诗人生日大典》诗歌年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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