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来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系统工程中的关键命题。《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一书对义乌改革开放发展历程的总结，无疑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文/冯煜

1995年，张维迎与林毅夫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就国企改革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激辩，被外界人士戏称为“北大交火事件”。而到了2016年11月，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万众楼中，两人又就产业政策问题进行辩论。这两场辩论都曾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震动，至今仍未平复。正如张维迎所说，他与林毅夫的争论背后是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与米塞斯-哈耶克（Mises-Hayek）经济学的范式之争。更具体地讲，是对政府政策和宏观调控，以及市场机制、企业家精神这两个不同面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认识差异，也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理论思考。

在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间，各地市场的蜕变和崛起风起云涌，义乌成为有关中国变革的优质区域样本注解，它不是唯一的却是最成功的市场。2022年11月25日，在义乌市场建设40周年大会暨2022世界义乌人大会上，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王健，将今天的义乌市场描绘为“全球小商品市场的重要风向标”“小商品制造走向全球的重要门户”“贸易业态创新的重要策源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重要平台”“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而知名财经作家胡宏伟所著的《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下文简称《义乌经验》）一书，正是给出了义乌为何可以成功的答案：“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下的辩证关系的探讨和富有成效的实践，是义乌之所以成为义乌的关键本质。”在作者看来，市场理论与政府理论虽然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但也并非决然的排斥与对抗，“其交集点在于，在承认市场本源性地位的共性基石之上，如何定义操作正确且边界适当的政府行为”。结合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作者基于县域实践样本，对“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进行观察和研究而得出的这一判断，无疑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改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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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论点为主要依据，《义乌经验》一书的“上部·样本观察篇”系统梳理了义乌市场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关键节点，详细分析了义乌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选择和市场反应，进而提出义乌经验首先在市场、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精髓正是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义乌市委、市政府坚持顺势而为，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导权，既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市场规律，又绝不袖手旁观和放任自流：“义乌发展40余年，我们看到的是‘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携手共赢最经典的重构实践和理论探索。”

作者回答了“为什么是义乌”的问题。在作者看来，义乌的成功经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文化优势论”“改革先发论”“地理区位优势论”所能全部概括的，其背后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1982年，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提出“四个允许”，既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突破计划经济桎梏，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合法化及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政策与法理基石。此后，义乌政府始终以激发市场活力为轴心，通过“划行归市”“以商促工、贸工联动”等制度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小商品贸易从区域集市迈向全球化。

作者梳理了政府行为是如何演进的，即经历了从“无为”到“有为”的动态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82年，政府对市场的态度相对暧昧和复杂，处于市场经济时代“市场准入”禁区逐步走向开放阶段。1982年至1984年间，随着决定义乌市场合法准生的《关于加强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第一号）与“四个允许”的政策公布，政府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激发民间经济活力。1984年10月，谢高华明确提出要“兴商建县”。自此，义乌清晰了政府行为发力于市场的根本导向，并围绕政府行为如何培育市场、建设市场、引领市场，展开了全面的实践和规律性探索。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政府行为发力于市场建设主要体现为：市场快速迭代，升级扩张；打造“市场+制造”双引擎；创新市场建设与管理模式。自2002年加入中国世贸组织后，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亲自提炼、概括和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为标志，义乌进入政府行为与市场辩证关系探索的成熟期。其中，因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扩张，而被称为当时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2012年至今，政府有为从自发到自觉，其理念与行动更加自如娴熟，其范畴和指引更多地向贸易国际化、数字化扩展，通过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搭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推动“中国制造”嵌入全球价值链。

作者提出义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并提炼义乌经验的四大核心。第一是战略定力。义乌市场建设40年，是一部“兴商建县（市）”的奋斗史。其间，6代市场发展经历了12位市委（县委）书记，始终坚持“兴商建县（市）”战略方向坚定不动摇，坚持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有为”战略不动摇。第二是清晰把握“有为”与“无为”的边界。政府一方面逐步从微观经济运行中全身而退，让市场力量成为全社会生产要素配置的主角；另一方面，围绕重大发展战略向市场持续供给，推动软硬件升级。第三是尊重市场而不放任自流，善于用政府行为补位市场。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的重要焦点就是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而义乌政府通过“划行归市”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政策创新，以及为市场提供长期、廉价的贸易基地等实际措施，弥补市场失灵，强化市场资源配置。第四是用市场化思维与手段去践行政府行为。拥抱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拱手而立，而是要让权力按市场规律办事。“政府+企业”混合主体的运作模式，让政府离市场更近，对市场反应更灵敏，对市场经济规则更尊重，从而实现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融为一体。

作者认为义乌经验的核心在于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义乌的成功表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并非万能，但也不能缺位。政府的角色应是市场的“超级链接者”，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优化政策环境等方式，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行也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反馈和动力，促使政府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义乌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特别是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

除详细梳理义乌的市场经济发展历程，提供政策演进图谱外，该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在“下部·人物口述史”中，课题组与谢高华等15位义乌市场亲历者的深度对话，以多维视角还原历史细节，与上部共同构成本书的“纵横坐标”：纵向梳理制度变迁的逻辑，横向解剖行动者的动机与策略。一方面是多视角拼接完整展现义乌市场发展图景。该书的访谈对象既有谢高华、黄志平、王健等义乌历任主要领导，也有何樟兴、陈勇、赵文阁等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负责人，还有何海美、郑期中、楼仲平、冯旭斌、冯志来等企业经营者，以及杨守春、张年忠、陆立军等宣传部门负责人、记者与学者。不同身份的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差异化记忆，呈现出改革的复杂面相。另一方面是对历史细节的鲜活还原。例如，谢高华回忆1982年推行“四个允许”时面临的意识形态压力，触碰了大是大非的高压线，以及如何顶住压力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第一代市场经营户何海美讲述赚取第一桶金时如何被批“投机倒把”；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则讲述了自己如何跟随父辈外出挑货郎担，经历最后一代的“鸡毛换糖”。这些细节揭示了改革并非线性推进，而是在争议与试错中突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讲求科学方法。而运用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来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系统工程中的关键命题。就此而言，《义乌经验》一书对义乌改革开放发展历程的总结，无疑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未来，还需顺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要求，进一步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深入互动。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

财经作家胡宏伟

胡宏伟，财经作家，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浙江分社副总编辑，现任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曾出版《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等重要作品。

审核：刘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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